数字和非数字的游民，选择在这里抵抗内耗

安吉茶山，这个季节，茶树还在山脚育苗

出租车开出 20 分钟，就快要到达安吉站，司机孔师傅敲了敲方向盘，终于忍不住开腔：“你出发的那个地方，DNA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，是个什么地方啊？科创园区？我就一直在想，我们安吉还有这样一个地方？从来都不知道。”

湖州安吉溪龙乡溪龙村横山自然村，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地。漫山遍野皆是茶树、毛竹，村子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是三层楼房，每一家的院子都是白茶厂或者竹制品厂。每年春天，清明之前，村子上熙熙攘攘地挤满全国各地的白茶商人，而后这个村又渐渐归于安静，像最常见的中国农村一样，鲜见年轻人，日子日复一日没太大变化。2021 年底，一幢银灰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村子里。

这幢房子就是DNA，Digital Nomad Anji，安吉数字游民公社，由竹木工艺制品厂改建而来，建筑设计师给厂房的外立面罩上一层银灰色的材料，在天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不同的质感，的确有些仿佛是科幻电影中的建筑。

天还没那么热的时候，DNA 的主理人许崧常常出现在廊下，抽烟、写作，接待来访、合作、采访，或者，只是随时随地地，开始一场聊天。如果说巴黎是海明威的流动盛宴，某种程度这里是游民们一场不落幕的交流的盛宴。

“数字游民”这一概念 1997 年首次被提出，前日立公司的 CEO 牧本次雄认为，“数字游民”指的是一群依靠移动电子设备即可开展工作的人群。在巴厘岛、泰国等地已经出现一些数字游民的聚集地，爱沙尼亚、格鲁吉亚等一些国家也正推出特别的“数字游民签证”吸引人前去工作生活——但工作内容不受限在本地。在中国，数字游民也正逐渐形成一些聚落，他们常常出现在云南大理、海南等地。

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可能并不是最典型的数字游民聚集地。这里有普遍意义上的数字游民：程序员、设计师，受雇于一家企业，工作内容和时间相对固定，只是不受限工作地点，使用电脑和互联网远程办公即可；有自由职业者；也有小型工作室：松木巴士，房车改造工作室，NOMIWA，潮玩工作室。也因此而形成比较多样立体的社区氛围。

猫女和猫女咖啡车，这个广东姑娘

已经过了四五年游民生活

司机孔师傅后来说：把年轻人都吸引过来，这点很好。

原本的厂区有车间有宿舍，零零总总有好几幢楼，现在整体被划分成四块主要的区域。

进入园区，一块可作为篮球场的空地，正对着的是副楼，主要是游民们用餐、健身、唱 K、观影的地方，很有可能随时随地被开发出新的功能；左侧是主体，内部空间由办公厅，公共的洗衣房、洗手间、淋浴间，双人、四人、六人间宿舍，以及一个尚未被定义的前厅，贴了一块牌子叫做“待完善区域”，但被游民们称呼为 Dance 厅；篮球场右侧露天看台背后是停车场，停车场背后另一排刷白的厂房是“松木巴士”的房车改造车间；后排有一片草坪，草坪后的宿舍房间中是温州人糯米饭的潮玩工作室 NOMIWA。

DNA 主要的办公空间，

平常游民们也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工作，

毛孩子们安安静静伴在主人身侧，

有新游民加入陌生人出现也不吵闹

游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、共同生活，对于申请者，许崧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：至少住满 7 天。从 2021 年底到 2022 年 6 月的内测期间，住宿费为 0，这之后开启收费模式，不过房租也非常便宜，一间房 1600 元/月，多人间按照人头分摊。许崧的设想是，一个社区要产生良好的生态循环，得有足够的人，也需要足够的人待足够的时间，7 天尝试，个人负担没那么大，也比到此一游多一层真实的生活经验。如此一来，人与人的互动、相互激发，对社区的作用才有机会产生。

收费模式就是游民们提出来的需求，而非自上而下的要求。内测期间住宿的游民们提出定价收费，理由之一是价格产生市场和自由选择，由此挑选到底是住双人、四人还是六人间，另外从某种程度上作为消费者，更有立场提出要求。

许崧本人是个资深背包客，作家，在大理居住多年，自认是新大理人。游民们称呼他“老许”或“许老师”。在安吉，老许一眼就能被认出，他的装扮几乎是固定搭配，短袖 T 恤，短裤、棒球帽，白毛巾搭在脖颈上用来擦汗，变化在上衣总印有特别的文字花样，有时是村上春树，有时是明知山有虎，有时是曾经瘦过……“创意改造乡村。”“就希望它乱！”“创造没有陌生人的世界。”这三句话常常被他用来向人介绍 DNA 究竟是个什么地方。

主理人老许

DNA 的日常的确是“混乱”的。游民们搬着电脑，出现在任意角落办公。每一个空间事实上不受定义，用老许的话，空间的功能是“自然生长出来的”，副楼二楼原本是个正经会议室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设备完善，落地窗外河流山峦乡村的景象烘托了氛围，它最终变成了娱乐空间，游民们的 KTV 和电影院；专业级建造的食堂最终因为没有师傅而变成了自助后厨，又由于餐厅环境幽静，也成为了一部分办公空间；“待完善区域”在某一个自发活动之后变成了人们口中的“Dance 厅”，大厅里有料理吧台、台球桌、桌椅，看起来似乎是一家咖啡厅或者小酒吧，自然地这里渐渐也变成了一些办公点，举办小型围谈活动，比如“英语角”“真人图书馆”也放在这里。空间的功能，是流动的。当然这一切需要共识和公约以保证应有的秩序。

在大理时，许崧就观察到，人们爱大理不完全是爱大理的风景好空气好，“那干嘛不去石林呢？”“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在大理你加入一伙人是容易，大理是个好社区。”许崧在大理的 10 年，新大理人的邻里社区是自然生长、演变出来的，“那么它能够人工培育吗？”许崧的结论是可以，一个好的社区有四个要素，大致稳定的场域、大致稳定的人群、去中心化、直连互通。“当有一个地方的人聚集起来了，它就可以一直启动到这个生态可以自我循环。”在浙江的茶山里，首先能聚集的人群，许崧想，应该是数字游民。

DNA 住客之一，烨烨就是数字游民，她正推广践行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，营运公众号“数字游民指北”。烨烨是 1993 年的海南姑娘，浑身散发着热带气息，看起来生气勃勃精力旺盛，似一株热带植物。她有多重身份，项目管理、口语教练……她的定义是只要可以不受时间、地点限制地工作，收入百分百来自线上，处于流动的状态，那就是数字游民。

在安吉之前，烨烨和朋友们已经在大理建起了一个数字游民空间“Dali Hub”。这几年，大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，也开始出现不同的游民社区。要说两地有什么区别，“大理，就是玩儿”，这点在刚从大理搬到安吉居住的 KC 看来也是相同的，她的职业是区块链社群运营，出现时总是抱着笔记本，和她的狗狗一块儿，“来安吉，我一天能工作 12 个小时……”

数字游民的优势在于“地理套利”“时间套利”。

烨烨从 2018 年开始成为数字游民，环球旅居，线上工作，她算了算，这几年的收入状况属于“年收入稳定，月收入看心情”，总体年收入跟她在北京做社会企业的项目经理时差不太多，“但支出少了”，截至 2022 年 6 月，房租支出居然为 0。因为在海南家中待了几个月，在 DNA 的 4 个月都不用房租。“一般情况下，房租差不多是 1000-1500 元/月。”“解放了你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之后，钱够花就行了。”

烨烨的男友 Richard 是典型的数字游民。程序员，受雇于固定的企业，按月收工资，工作时间固定早十晚六，工作地点不定。有段时间，因为一个小时的时差，晚上的会议对他而言提前一小时结束了，外面的天光还是亮的，“心情很好”。

烨烨和 Richard

他俩最近买了车，离开安吉去了下一站——Richard 的老家山东，再打算到西安、武汉、重庆等地见见朋友，然后回到大理。“慢慢回到一个人该有的样子，吃健康的饭菜，相对新鲜的食材，相对够量的运动，而且是在大自然里。”

为便于移动，他们极简了自己的物品，但移动频率高也带来烦恼，有段时间每周六要得花七八个小小时在路上开车，令人疲惫、腻味。不过做一个“数字游民”带来的自由度，对他们来说千金难买，有想离开就离开的权利是难能可贵的。他们也打算适当减缓流动的频率，在一个地方待上两周起码，然后三个月、半年，或者一年、两年，都有可能。

DNA 副楼一角，很适合对着河流村庄发呆

糯米饭和妻子小凯也许就属于那种更长时间停驻在一个地方的游民。

糯米饭的潮玩工作室“Nomiwa”的后排宿舍区，整个园区的角落里，安静，临着河。从公共空间的中庭向后走，穿过一片草坪，草坪上一面停着几辆房车扎着几处帐篷，另一面是集装箱房间，这才能发现这个小工作室。异形的木门窗、门口的雕塑作品，一眼望去就很特别。廊下停着一辆深圳牌照的电瓶车，车把手下插着几朵栀子花。

糯米饭和妻子小凯都是 80 后，他在深圳待了 10 年“混饭吃”，小凯是深二代，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。今年 5 月，他们双双搬进了 DNA。这是他们理想中游牧式生活的一部分：有一间固定的工作室，同时时不时有机会开房车载上亲朋好友去旅行。

工作室不大，清汤寡水的水泥地面，没有多余的家具，几张休闲用的桌椅是露营装备，收放自如。三面墙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功能空间。一侧展架上陈列着糯米饭的潮玩作品，怪诞有趣，摆在最当中的是他自己的偏爱“濑尿虾佛陀”，灵感来源于福建旅行途中的海鲜大排档和妈祖庙。糯米饭的工作台摆在朝向窗外的一面，还有一面墙边摆着一众藏书，多是社科类，门边角落里还有一张咖啡工作台，小而俱全，这些都属于小凯。

在深圳时，糯米饭也是在家创作，小凯经营着 2 家咖啡店。但他俩总觉得在朋友圈子里活得特异类。“我们一块儿出去和朋友吃饭，我的朋友就批判他聊的东西好虚无缥缈，”小凯说，他们那帮朋友有律师、有做投资项目的，上来就噼里啪啦聊最近的项目、投资等等，“结果糯米饭就跟人聊，你关心你的爱人吗？爱人开不开心？”尽管理解朋友们“年纪到了”，有事业、家庭要顾，难免现实，小凯却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：我们想的这些东西难道真的虚无缥缈？

大概几年前，糯米饭就打算离开深圳，开着房车在路上。创作、事业的低落期让他猛然发现，如果不做玩具，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，陷入瓶颈期就想走牛角尖，很少交际也没有娱乐。“这时候我想起我错过了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，特别不值得。”糯米饭说，“我就想，不能孤注一掷地在精神信仰或者追求一些东西上，需要更长远、更可持续。”这次透彻的反省让糯米饭更多地参与户外活动，也更具体地思考换个地方生活的可能。

小凯的转机来自创业失败。之前 5 年间，她在深圳开了 2 家咖啡店，其中一家开在南山区的粤海街道，科创园区往往到深更半夜也是灯火通明的。疫情影响，咖啡店的生意很难再维持下去。搭出所有时间精力和金钱，这个结局令小凯身心俱疲：“确实挺受打击，有心理阴影，身体上也做了个小手术，太累了。”小凯一向觉得自己随波逐流，不像糯米饭那样，完全不受外界世俗的社会定义的成功的要求，所以不愿离开城市，“我未必是那个颠覆人士，但我一定要知道第一手资料、最前沿的信息，得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。”

意外的是，这些需求居然在 DNA 都得到了回应。糯米饭调侃小凯到了这之后每天乐得不着家，不是在这跟人聊天，就是在那跟人聊天。小凯在一旁“辩解”：“这里有趣的人特别多啊，聊什么都能聊得欢快。”糯米饭的工作室，也是一种被老许称之为“自然生长出来”的产物。原本 DNA 并没有规划一间潮玩工作室，环顾整个园区，发现后排宿舍中间空了一块地。那是个过道，主要功能是留给工人爬房顶检修空调、热水器等等的通道。几人一合计，设计、施工，没几天这块空地就成了工作室。“现在这里还留着个天窗，检修时候就打开。”糯米饭指着天花板说，现在他很享受自己有一块安静、不受打扰的空间来专心创作。

在糯米饭的规划里，人生可以简单到只有两件事——把婚姻好好经营下去；第二个事情是“做娃娃”。对于生活，他说：“我想活得明白一点，有很多东西我还不懂，那就是还没有想明白或者不确定，我想用一辈子时间就做两件事。和小凯两个人活得明白一点，把时间都花在我们两个人身上。”对于事业，他思考：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职业的设计师。一是我做不到职业，二我也有刻意把它控制在一个兴趣的范畴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嘛，把兴趣纯粹拿来赚钱的时候，不开心。我反倒游离在兴趣的领域，会更轻松一点。”

糯米饭和小凯来到安吉，原本只是要迫不及待要改造自己的第一辆露营房车，找“松木巴士”的荷包蛋和 Harry。最初一些人知道 DNA，正是因为他俩。

“松木巴士”算是国内房车改装的顶流。这对 80 后情侣自 2017 年开始，分别从大厂抽身离开，亲自改造房车一路旅居，到后来由于请他们改车的需求应接不暇，因而这干脆变成了他们的职业。工作的地方辗转佛山、莫干山等地，他们现在落脚在安吉。如今，除了荷包蛋和 Harry，“松木巴士”还有 4 个师傅，改造车间外的空地上，停着好几辆等待他们上手改造的车子，车与车之间只留得下一人通行的空隙。

“松木巴士“的改造车间外

荷包蛋出现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，戴着草帽，扎个麻花辫挂在耳后，一身蓝色牛仔背带裤，有些尘土斑点，钻车间专用的工作服。“下午是工作时间，基本上出现都是拿东西或者有事要处理。”荷包蛋说，“再说要是下午被抓到在玩，Harry 要说我的。”

他们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和生活模式。一般而言，白天神龙不见首，上午睡觉，下午改车，晚上的时间用来处理诸如合同修改、配件采购等等案头工作，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在 DNA 聊天、喝酒、唱歌、烧烤。不再有固定的双休制度，休息时间部分取决于是否有友人来探望，朋友来的那一天就是休息日了。

夜晚的 DNA

荷包蛋和 Harry 曾经过着通常意义上令人艳羡的生活，拥有豪华版的正轨。荷包蛋 1988 年生人，蚂蚁金服产品经理，离职前公司正要上市。Harry 出生于 1984 年，履历表包括宜家、Volvo 瑞典总部设计师、蔚来汽车设计总监。

“我属于那种不讨厌工作的，工作起来我也很开心。”荷包蛋对工作没有意见，但都市里长时间的通勤占用时间，赶早班飞机连轴转实在令人疲惫。她工作起来效率高，也擅长甚至喜欢多线程处理，喝酒聊天的时候就把事儿做了。比如说，和游民们 K 歌到凌晨四点，与此同时完成了采购、与供应商对接等事项；比如说，跟游民朋友深夜聊天时，她可以一边改着合同，完成一项工作。

在上海、杭州工作，两人赚得多开销也大，房租、车子、美妆服饰……都得开支出去。辞职的时候，两个人身上积蓄有“小几万”，“基本上就是够两年时间随便怎么折腾，不至于会很窘迫的程度。出来放空，也不强迫自己能不能想清楚未来。”荷包蛋说。彼时，互联网和车企都风头正劲，Harry 的想法是，万一想回去上班也不难，随时都 OK。

带着这些底气，他们踏上了旅途，没有想到在旅途中“创业”了。“这个事挺难得的，总比很多人每天坐在办公室，挖空心思想要创业做点啥好些”荷包蛋说，“自己有个喜欢的事，别人又需要你，你又有能力承担起来，顺其自然做了，也挺开心的。”

DNA 所在的村子

荷包蛋后来思考，大公司、大城市实际上给人带来了一些幻觉。

股票期权是一张越画越大的饼，待满 4 年给，4 年之后复 4 年，今年绩效好，明年会更好，等。“一年一年待下去，没个实际的。”大公司的高薪也给人以错觉，“你出来以后可能是赚不到那么多钱的，但在那个公司就可以，觉得自己就该在那个 level 上，于是就会变得很依赖公司。”对公司的依赖带来对职业的危机感，担心着哪一天或许要裁员，这家公司给得了 3 万，下家公司 1 万的落差怎么能接受？“在这变动很大的时代里，自己有适应变化的能力会更安全一点。”

二十几岁时，荷包蛋经历过一段时间严重的容貌焦虑。“就好像以前一直往上走，突然到了一个转折点，哇！我在变老了，就很可怕你知道吗？”接受采访时，周围有几位游民旁听，大家都对她的焦虑感到不可思议，“完全看不出来你是 80 后啊？！”荷包蛋说这两年完全放飞自我，常常脸都没洗就出来干活，蓬头垢面地干活到一半，突然想起来回去洗脸，“反而轻松了”。

荷包蛋看来，相比于在其他地方，靠着 DNA 这个社区，松木巴士的乡村工作车间很多在地问题，相对更方便地能沟通解决，而由于他们在这里被认知也带来新的合作机会。今年 7 月，安吉创意设计中心 ACDC 正式开放，可以提供更多可供办公的空间，DNA 原本就是作为 ACDC 配套住宿设施，向 ACDC 免费提供住宿，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到乡村，在这里生活、互动。

尽管喜欢的事变成工作后，烦心之处不可免，但荷包蛋想想这里的生活暂时还是满意的：“比如我今天傍晚开车去隔壁县谈工作，路上看到了超美的双彩虹。这时候，我好像就在旅行，虽然理论上我在通勤路上。”

现如今，他们应该很难回去固定在工位上了。